（2）创新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无疑，这对于民营经济发展而言是一次新的机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经济要鼓励，引导其健康发展。
例如，民营经济应该正确认识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承载全民福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标识。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如果说国有经济就是富国经济，外资经济是以市场换技术的经济（当然，以市场换技术成功与否仍可进一步讨论），而民营经济是民生经济、富民经济。把国有经济进一步退出竞争性产业，甚至退出某些自然垄断领域当做民营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也不利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内省，不利于从更深层次挖掘民营经济发展瓶颈的内部原因，更不利于民营经济在整合外部环境方面采取正确的策略行为。例如，一些地方为了吸引外资，给予外国投资者各种优惠政策，使其获得民营经济不敢奢望的超国民待遇，这造成了内外资竞争起点上的不公平。
新常态也将是中国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在市场形成初期，以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也许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综上，标普此次针对中国主权评级的降级举动，在关注中国信贷增长的现象的同时，背后也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需要考虑。
标普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全部计入政府债务，从法律上和事实上看也是不成立的。这决定了同样的负债率，给中国政府带来的负担和未来的债务压力，远远低于通常意义上的发达经济体。具体表现在不同的指标上。通过借债即提高杠杆率去发展经济，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借债成本要小于资金投入产出的效益。
从积极意义上说，标普此次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可以提醒相关机构关注经济中存在的效率不足并加快推进改革。从微观来看，即边际成本要小于边际收益。
中国经济平稳回落后正在逐步在新的增长区间站稳，并且依然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速，这也是支持杠杆率的现实因素。从理论上说，判断一国杠杆率是否合理、安全，不仅要看该国当前静态的杠杆率水平，还要分析杠杆率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同步，经济增长能否覆盖债务成本的增长。反观中国的债券市场，虽然近年来不同的债券开放形式陆续启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债券通的开通，但总体上看，境外机构投资中国国债市场的占比仍然较低。标普在关注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债务问题，但忽视了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所形成的资产，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评级框架的不足，以及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状况一定程度的误读。
在资产中若扣除非流动部分，得到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仍为20.2万亿元。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日本国债安全性远高于希腊、西班牙等国。因此，国际评级机构在评估中国经济基本面变动时明显有些滞后。从评级方法角度看，目前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框架主要立足于发达经济体，在对中国进行评级时，还有一些独特的中国因素需要考虑，才可能对中国给出令人信服的评级。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相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主要将债务用于养老等，中国当前这个阶段的大多数债务通过投资变为资产。
从特定角度也可以说，高储蓄支撑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如果从静态指标观察，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相比，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确实偏高，但这需要放在动态的大背景下考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杠杆率加载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相比，中国将杠杆率加载在实体经济部门的结构，可以说是转杠杆的不同表现形式。
实际上，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中国的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得到明显加强，借、用、还的一系列规范清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总体上实现了市场化转型。以标普为代表的评级机构各自都拥有一套系统性的主权评级模式，但预设价值取向和技术性问题以及不可避免的主观定性判断的存在，以及这些评级框架对中国这样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适应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它们的评级模式具有明显的缺陷，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来进行调整和改进。从中国债券市场的结构观察，由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程度目前还比较低，投资者基本是以境内机构为主。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目前的数据测算，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仅为2.8%，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8%，比主要西方国家相应指标低得多。另一方面厘清政府债务范围，明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禁止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规担保，明确平台公司债务不是地方政府债务
近期，标准普尔宣布调降中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议。在资产中若扣除非流动部分，得到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仍为20.2万亿元。
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方面，主要分析集中于汇率、外债、经常账差额、外汇储备等历史数据之上，却往往缺乏对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国际资本流动等动态信息的实时监控。从主要经济指标观察，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增长放缓后开始显现企稳向好的迹象，企业盈利则迎来了明显的改善性增长。
中国的债务融资则很大程度上用来投资，而债务资金若用于投资，这些投资形成资产并通常会有现金流产生，便为未来的偿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债务资金用途不同，经济后果大不相同：债务资金用于消费，偿付资金仍需另行筹措，这无疑会加重政府未来的财政负担。
标普在关注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债务问题，但忽视了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所形成的资产，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评级框架的不足，以及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状况一定程度的误读。从微观来看，即边际成本要小于边际收益。从中国债券市场的结构观察，由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程度目前还比较低，投资者基本是以境内机构为主。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范围，包括地方政府债券和经清理甄别认定的2014年末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
反观中国的债券市场，虽然近年来不同的债券开放形式陆续启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债券通的开通，但总体上看，境外机构投资中国国债市场的占比仍然较低。中国经济平稳回落后正在逐步在新的增长区间站稳，并且依然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速，这也是支持杠杆率的现实因素。
根据目前的数据测算，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仅为2.8%，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8%，比主要西方国家相应指标低得多。从评级方法角度看，目前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框架主要立足于发达经济体，在对中国进行评级时，还有一些独特的中国因素需要考虑，才可能对中国给出令人信服的评级。
标普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全部计入政府债务，从法律上和事实上看也是不成立的。在经历了阶段性的应对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后，中国货币增速正在逐步下降（图4）。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言，快速增长的债务的确是值得关注的风险隐患，面对不断扩大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中国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情况，控制整体债务规模，降低融资成本。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联系资产来分析负债，把政府的负债与这些负债形成的资产统一起来分析，对于客观评估中国的状况尤为重要。不同经济体的融资结构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会使货币信贷呈现不同的水平。
逻辑上说，资本充足性、净利差、不良资产比率等指标，是衡量商业银行金融稳健性、盈利能力和吸收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综上，标普此次针对中国主权评级的降级举动，在关注中国信贷增长的现象的同时，背后也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需要考虑。
四、评估主权债务风险需要考虑不同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可能对债务增长产生的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内债为主的债务结构的安全性高于外债为主的债务结构，典型的对照是日本和欧债危机的重债国。
截至2016年，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根据有关研究机构按宽口径的估算，中国主权负债为139.6万亿元，主权资产为241.4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1.8万亿元。但是，此次评级下调并不可以明显证明中国信用风险上升或是基本面恶化。
